陈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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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学政治化、儒教国教化与宪政”的名目下，我以为儒学在中国可能的发展前景，主要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作为一个表达中国人伦理道德、生命情感的符号系统，（比如说“仁”、“义”、“孝”这些话语符号在今天仍然有其有效性。）它可能通过话语功能的强化，（意思是强化这些有效的词语的伦理含义。）而在本源处重建道德。在这个层面定义儒学，可以说很多人都是儒家，比如反传统的鲁迅对待寡母的态度，胡适对待发妻的态度。今天在很多人例如袁伟时老师身上表现出来的儒雅分度。在这个层面上，儒学与汉语联系在一起，也与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

第二个层面，是儒学在现代社会中如何面对政治。传统社会中儒学的“落脚点”，也就是它的政治社会功能的实现，落实在家与国两个领域上。而今天，在国的领域，儒学明显已经不适应了，但是可以把“国”转化为“社会”，也就是说，儒学从“政治儒学”向“社会儒学”转化。“社会儒学”在我看来包括了两种单位，第一种是家庭、正在式微的家族。这仍然与个体修身的关系更加密切。另一种是书院，传统的书院，承担着类似于现代大学的一部分功能，而今天，社会儒学中，书院可能可以继续发扬道统批评政统、社会的风气，可以帮助建设“社会”，削弱“国家”、“政府”。

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奉劝当今同情儒家的朋友们，至少要在个体修身上做好，至少要在家庭家族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然后再发扬坚持真理批评社会的儒家传统，十三经之中，除了《孝经》之外，其他的经书中个体安身立命的地方都在家庭家族，在“社会”。不要动不动就把儒学政治化，把儒教国教化，汉代专制政治对儒家的伤害已经够大了。

近代以来，谁是儒家真正的敌人？就是那些宣称自己信奉儒家的统治者，和为这些统治者出谋划策的读书人。儒学太容易被专制利用了。清末政府为了挽救颓局，就大力抬高孔子的地位。民国袁世凯的尊孔读经，人所共知。正是这些人败坏了儒家。而那些全盘反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倒是用一种极其激烈的态度，把中国新时代面临的新问题，尖锐地提到了儒家地面前。像五四时期提出来的民主、科学、自由、人权，不但让中国人看到了思想的丰富性，更加让儒家理解了新的时代挑战，而儒家也正是在这些不断的挑战中前进的。

而在古代，谁是儒家真正的敌人，是叔孙通、公孙弘那样的人，他们自称儒家，他们做的事情，也似乎能够在儒家的书里找到一点证据，但是，他们主要是用儒家去服务于专制政治，用儒家去让刘邦知道做皇帝是多么风光。这些人败坏了儒家的形象，更对儒学臣服于专制下二千年负有重大责任。

非常赞同陈明老师的发言。大凡从历史情景出发去看待传统思想，都不会像五四一样全盘反传统，也不会像原教旨主义者一样反对民主，反对自由主义。

因为，从历史情景出发看待传统，就能够看到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不具备实行民主的社会环境，要一个疆域一千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数千万的国家实行民主——不管是直接民主还是间接民主，谁都负不起这个代价。而且，在传统血缘村落中，也没有任何实行民主的必要性。所以，光是说中国古代没有民主传统，没有自由传统，是远远不够的。也不能因为古代没有什么东西而去否定那时候的人们的生活，否定维系他们生活的文化。

同时，从历史情境出发看传统，在现代社会中，只要睁开眼睛，都能够认识到传统的圣人之法，已经不能完全搬用到现代社会，也就是说，当社会复杂化之后，人口流动加快，生活方式改变，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对现代人的生活失去了“解释力”，不能像传统社会一样有效地解释社会问题——例如我们今天就没办法直接用天命来衡量政权，这种时候，儒家需要“即用见体”的从现实的社会结构、现实的社会情境，我们遭遇的生命困境——这种困境是属于这个时代的，这种困境的很多内容是这个时代特有的——出发，去重新解释传统，重新让传统焕发出生命力。

那种原教旨主义的鼓噪，最恶劣的影响，在于让儒学以外的观望者对儒学彻底失望。

陈明跟其他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始终是正视自己是一个现代人，生活在现代社会，先有他的一个活脱脱的生命，再用这个生命去认同儒家。而对那些食古不化的人来说，他们是读了一些书，有了一点见解，甚至仅仅懂得几句经典，就从文化（而不是生活）出发，要去全盘性地重建生活，这是非常可笑的做法。

还有人宣称“民主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实在是可笑之极。中国之大，光是农民问题，我在几个地方实地考察的结果，就是每个地方的情况都完全不同，已经到了必须改变一刀切思路的时候。而一个人如果自以为看到了全部的“中国问题”，并且宣称民主不能解决之，那我不得不认为，这个人真是疯了。

近年总是有人认为民主自由在中国难走，主要是因为民主自由契合于基督教传统。这是一种完全荒谬、用西方理论玩逻辑游戏的说法。
观察近几年农村的民主诉求，民主已经从一种“政治理想”转化为一种“社会需要”，从外发转化为内生——农民需要民主，因为需要一套合理的财富分配制度。这套制度或许也可以不叫“民主”，但是农民有强烈的自我管理的欲望，只有自我管理，才能避免利益一再受剥夺。
民主在中国何以需要？因为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在传统社会，皇权直接影响只到县一级，星罗棋布的村庄，构成了天然的血缘共同体，这种血缘共同体根本不需要民主——就像一家人要选一个老大出来，便会伤了感情，显得特别可笑一样。
而到了现在，各种利益已经分化，尤其是在发达地区，利益分化更加明显，流动人口增加，宗族势力式微，村集体收入增加，这种情况下如果农民不能够自我管理，就会导致财富集中在权力手中。于是自然产生民主诉求。
举一个例子来说，在古代骑马驾马车的时代，我们不能说他们没有红绿灯没有高速公路，就是他们不行，而是他们不需要。但是当马车、马被汽车代替，如果再没有红绿灯，只能导致大量的车祸。红绿灯提供了一套合理的游戏规则，让大家都能够活着、安全的游戏规则。道理仅此而已。

倾听思想战场的号角

——读罗兰•斯特龙伯格的《西方现代思想史》

    思想史不是安放思想家灵牌的神社，而是思想战场高昂的号角，不是贴上各种“主义”标签的旧纸堆，而是业已直接进入当下思想争斗的资源和养料。我们不能无视前人的思想存在，并非因为我们已经超过前人，而把以前的思想、哲学视为僵死的历史，或者视为证明当下比前人高明的材料——就像那种给哲学史贴上一个个“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的标签那样。正因为前人的思想已经渗进我们的血脉，我们站在与他们相同的土地上思考、生活，所以我们才有赖于他们的思想，才必须在历史的思想搏斗中确立自己思考的坐标。

    罗兰•斯特龙伯格的《西方现代思想史》，以通俗流畅的语言，纵横捭阖地书写了西方四百年的思想史。从十六世纪理性、天启与习俗结合开始解体的时代到二十世纪后现代主义的盛行，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解构主义的兴起，从科学、理性的一路高歌到大学与知识的零碎化，《西方现代思想史》展现的是一幅完整的思想画卷。早在罗素的时代，罗素就感觉到了一个人写思想通史的局限。他在《西方哲学史》的序言中就说：“有些对学术要求严格而毫不宽贷的人们会断言：涉及广泛范围的书根本就不应当写，或者，如果写的话，也应当由许多作者的专题论文所组成。”而罗兰•斯特龙伯格的思想史，更主要是提供一种对西方现代思想画卷的总体性把握。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思想史应该成为一种了解我们西方欧洲传统中最重要的思想体系的导引。”这并非一部有深刻思想在内的理论著作，而是一部面向广大读者，全面展示近代以来思想的发展与挫折的思想史读物。惟其没有过于浓厚的思想倾向，让我们更容易一目了然地了解思想战场的全景。

对科学理性的怀疑

    在我们看到的思想史著作中，思想史常常被描写成新见迭出，一个个新的思想体系颠覆旧思想的历史。“进步”的观念不可救药地主宰着思想史家地头脑，局限着思想史家的眼界。但是，后代真的总是比前人高明吗？社会的“历史进步”的观念真的是可靠的吗？在启蒙理性一路高歌的时代，那些认为他们的思想体系已经对外在世界做出全景式的描述的思想史家可能还有自信做出肯定的回答。但是，在我们的时代，任何肯定的回答都是不负责任的。

在《西方现代思想史》中写到黑格尔、孔德、马克思时代的进步观念一路高歌的时候，罗兰•斯特龙伯格不忘那些对“进步”持怀疑态度的思想家，他提到兰克的时候说：“兰克不是信奉简单意义上的‘进步’的历史学家，因为他认为每个时代都‘与永恒保持相同距离’，必须从它自身的角度来理解它。”罗兰•斯特龙伯格的这本思想史著作，在强调“进步”的同时，也比较注重那些怀疑进步的思想。

现代思想史充满了各种剧烈的思想搏击。宗教权威固守着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教条，科学家们不断地用科学占领这些教条涉及的领域；专制主义者为专制提供各种新的理由，提倡民主的思想家奋起反抗；有人为理性主义的前进大唱颂歌，有人怀恋因工业化而失去的家园。思想史对这一切，很难用简单的“进步”与“落后”进行评判。《西方现代思想史》提到，在理性精神大行其道的笛卡尔时代，帕斯卡却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他竭力使宗教以及科学的大部分从科学理性的怀抱中挣脱出来。那是因为，“他对科学主义的流行深感不安，认为如果不加以遏制的话，这种潮流会摧毁精神价值。”后来的伏尔泰虽然也承认帕斯卡的伟大，但是始终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会是一个如此执迷的基督徒。但是，历史证明了，帕斯卡的反潮流思想，具有先知一般的价值。正如作者所说的，“3个世纪之后，我们走在这种科技文明的道路上，依然询问着同一个问题。而帕斯卡是第一个正视这个问题的人。”

在说到19世纪末社会学的兴起的时候，罗兰•斯特龙伯格更加注意到的是那些造成社会学家们提出他们理论的历史环境。由于社会的加剧转型，“离开规模小、联系紧密的乡村社会，走进大城市，必然要经历文化休克。一些重要的社会学家都有过这方面的亲身经历。”比如涂尔干，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感到非常孤独，在他的社会学研究工作中，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论述他所谓的“失范”。另一个德国社会学家弗里德里克•滕尼斯则区分了“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并认为在法理社会中，个体感觉更加自由，但也更加心神不安。乔治•齐美尔从农村来到城市，也有过文化休克的经验，他写到城市生活对人的心态的影响时说：“造成现代生活中最深刻的问题的根源是，在势不可挡的社会力量面前，个体还想保留他的生存自主权和个体性。”这些“现代性体验”，无疑都带有对现代性的不适应，甚至反现代性的因素，而这正是推动这些伟大的社会学家们构建他们的思想体系的问题意识。

思想史与文学

    对于“思想史”而言，我们习惯于把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等做为观察对象，因为他们澄明的理性纵横捭阖地规范了外在世界，为我们提供了明晰地认识外在世界的方法。同时，我们不习惯、不愿意把文学、艺术作品纳入思想史的范围之内。事实上，在思想史尤其是世界近现代思想史上，有一部分的思想内容，是由文学、艺术作品承担的。例如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西方思想史上，离不开乔伊斯、劳伦斯、普鲁斯特等作家，他们针砭的病态文明，乃是那个时代真实的思想状态。

    詹姆斯•乔伊斯的兄弟斯坦尼斯劳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说：“在当今世界，严肃的文学取代了宗教。人们不再听礼拜日的布道，而是转向文学，以便找到对他们的情感和理智问题有教益的理解。”文学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日益凸显出来。在卡夫卡的时代中，卡夫卡描述的变形世界，在本质上击中了他所在的世界的真相。正如本雅明所说的，“卡夫卡的世界……与他所在的时代非常匹配，这个时代正在准备大规模地让这个星球上的居民滚蛋。”卡夫卡以他敏感的心灵，通过一系列的寓言，描述了一个噩梦的世界。萨特的《恶心》紧接着更进一步暴露了当时西方人的生存状态。《恶心》的主人公罗昆丁成了一个没有工作，没有家，没有朋友的彻底孤独的多余人，在他身上，集中地体现了这个世界人们的虚无、精神迷茫、丧失自我。同样是小说，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庄园》，则成为二十世纪反乌托邦文学的最高成就。《1984》出版于1948年，其中描写了现代极权政治中的个体生存状况。

    与哲学著作对思想史的贡献不同，文学、艺术作品对思想史的贡献，主要是呈现一个时代普遍的灵魂状态，而非代表一个时代的思想高峰。一部西方现代思想史，如果忽略了卡夫卡，那绝对是不可原谅的残缺。而卡夫卡提供了什么呢？他描写的仅仅是一个个渺小的个体，面对世界无边的不确定性，永远走不近他们的目的地。在卡夫卡那里没有什么完整的理论，更加没有什么问题的答案，甚至连问题都没有陈述清楚，作者那双深邃而惶恐的眼睛慌乱地望着这个世界，而正是这双眼睛看到了常规世界背后那个变形的世界——那是真正的世界。卡夫卡用他的本质性的语言描述了这个隐匿的世界，从而为思想史提供了一个时代真实的灵魂。

进入历史去体验思想

    思想史层层积累到了今天，我们根据我们今天的生存境况，去理解思想史，对思想史上的人物思想常常简单化、片面化了。人们可能把哥白尼简单地看成勇于挑战成规地斗士，把牛顿看成完全用科学精神指引生活的先知，把启蒙思想家看成民主的坚定拥护者，等等。罗兰•斯特龙伯格的《西方现代思想史》引导读者进入思想史的河流中，通过历史去理解、体验思想。

    民主思想的发展，是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分支。民主理念发轫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只有到了二十世纪，民主才被视为一种普世价值。在《一种并非奢侈的价值观》一文中，阿玛蒂亚·森说：“若要在二十世纪里发生的诸多进步当中选择一项最重要的，那么，我会毫无困难地指出，那就是民主的兴盛。”而民主思想却是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才被广泛接受。 在伏尔泰的时代，伏尔泰与大多数哲学家一样不太赞同民主。罗兰•斯特龙伯格写到启蒙思想家们的逻辑：“这个世界需要用哲学理性来挽救，而哲学理性只能出自启蒙运动的少数先进代表。最终所有的人无疑都会变得开明，但是现在以及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愚昧的大众是教士的同盟者。”因此，这些启蒙思想家们宁要理性的专制，也不要愚昧的民主。卢梭被视为民主观念的源头，但是他的民主更多的只适应于小型的共同体。民主制直到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才形成。但是，在这个时代，也仍然有不少反对的声音。要到了二十世纪，民主才逐渐被确认为一种普世价值——虽然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反对者，他们既包括专制主义者也包括民族主义者。民主、自由、平等，这些大词汇，在历史上都有各自非常曲折的发展过程，无数政治学经典对之进行艰深的探讨，但是在当下，很多中国文人似乎仅仅知道了这个名目，便匆匆地运用于那些术语之争的讨论中。

    每一个时代思想家的思想，都带有他时代的烙印，而这种烙印并不一定完全意味着思想的局限性。在《西方现代思想史》中，牛顿不但是一个带来地震般的思想革命的科学家，而且是神学家，炼金术的着迷者。他在建立他宏大的物理体系之后，却给上帝保留了一个最高的位置，让上帝成为宇宙的创造者与维护者，并且努力去寻找“第一推动力”。他也着迷于当时的炼金术。在现代人看来这些角色的组合是怪诞的，但是它们确实共存与牛顿的思想之中。

    对当下而言，无论对西方思想史，还是对中国思想史，人们大多存在着各种成见。尤其是教科书以贴标签的形式整理出一套套不西不中，非牛非马的体系，我们更难以窥见思想史的真面目。罗兰•斯特龙伯格的《西方现代思想史》不失为进入西方现代思想史的一种导引。

2005年7月26日

这两天看不下书，看了几部电影：第一，《七个小矮人》，是白雪公主的故事改编的，好有趣。七个心地善良的小矮人住在邪恶的森林里，美丽的白雪公主整天花痴一样地想象她的白马王子。女王整天忙着美容和询问魔镜。魔镜里面冒出一个光头佬犹犹豫豫地向女王说：白雪公主最漂亮，要不是他是魔镜，他真想出来嘿嘿嘿。然后色魔镜又出现在白雪公主的镜子里，提醒白雪公主女王要来抓她了。白雪公主逃过了邪恶之桥进了森林，七个小矮人一下子生活大乱。最后女王化妆成“金先生”抓走了白雪公主，七个矮人的头头带着他们去救白雪公主。原来矮人头头本来是好人皇帝，女王是好人皇帝的坏人王后，女王生下白雪公主之后欺骗好人国王说好人白雪公主死了，国王觉得很失败，所以过了邪恶之桥做了小矮人。哈哈。最后的结果，是白雪公主发现从坏人变成好人的小丑就是他的白马王子，于是和他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国王做了不坏不好的国王，六个小矮人回到森林还是做好人小矮人。

第二，《神奇四侠》。一个白痴的真天才遇到了一个不白痴的假天才，不白痴的假天才搞了白痴的真天才的女朋友做女朋友。他们到了太空，谁知道计算错误，太空风暴提早来临，改变了他们的基因。四个被改变的人，白痴天才变成橡胶人，会伸很长很长的手，他的前女友变成了隐形人——注意，是她激动的时候才隐形的。他的前女友的弟弟变成了会浑身冒火的人，他的助手变成了很大很有力气的人。然后是那个不白痴的假天才的手脚都比世界上最硬的东西还硬。接下来不白痴的假天才变成了很厉害的坏人，于是四个不怎么厉害的好人打一个很厉害的坏人，最后好人打赢了，坏人不知道死了没有。还有一点得交代的，橡胶人最终终于跟隐形人幸福得生活在一起。

第三，《启示录》，非常好看。花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看完。太精彩了。内容简介如下：

这部中篇系列描述一组人拖延天启（世界末日）的到来而奔走的故事。更准确的说，这是启示录中所预言的上帝与撒旦的决战。

故事设定在世界末日的善恶决战的到来前。这个系列追随着两个人物：一位物理学家和一位修女。两人为了避免天启的来临而争分夺秒。Richard Massey 博士（Bill Pullman 扮演）是一位哈佛教授，他的女儿被一位撒旦崇拜者杀害了。McElhone 扮演一位修女，要求 Massey 帮助她调查究竟启示录的预言是否会变成现实。

当撒旦做的事情完全跟耶稣一样的时候，要怎样判断哪个是耶稣哪个是撒旦呢？

在影片中，Richard Massey 教授一开始是一个喜欢以科学来解释《圣经》的老师，但是最终一次次的神启让他没办法继续那样做。科学对宗教的战斗数百年来从未停止，科学理性的扬眉吐气一次次把宗教宣布为愚昧落后的表现。可惜科学对解决太多问题都无能为力。人们心中对死亡，神秘世界的想象，从终极意义上决定着生存的意义。Richard Massey 亲手把古墓的匕首插进撒旦的喉管，但是结局也没有特意安排他皈依基督。

在影片中，撒旦的成功也让人非常震撼。他鼓动监狱的犯人追求自由，他对富人极其仇视，他发动恐怖袭击。这些都是现实之中恐怖主义的根源。同时他受伤不流血，他能够让断指重生，能够预言，包括“解救”监狱中的犯人，这些都类似于当年耶稣做的事情。如果不是他的恐怖主义、泯灭人性的一面，我们怎么能够判断他是撒旦而不是耶稣呢？同时，在今天，多少中国人为恐怖主义叫好的时候，如果出现一个这样的人，人们要当他是英雄还是刽子手？最高价值失落之后，善与恶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那样模糊。

我看到对宗教最复杂的态度的书，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尤其是其中的“宗教大法官”一节。